在经济大潮中，纯文学期刊遭遇到尴尬与危机，早已不是什么新鲜话题了。
坦率地说，纯文学期刊是计划经济体制时的一种产物，面对一切都要计成本、讲效益的市场经济，如今变成一个尴尬、穷困的角色也就毫不奇怪了。比如，全国每个省市都有一个作家协会，每个作家协会都主办着一份纯文学期刊，据我所知，日子好过的寥寥无几。《上海文学》超越了地域界限，办成了一份全国性刊物，但它依然养不了自己，不得不寻找一个不知名的报纸作“养母”。《作家》办得够精心、够先锋，可它仍旧没有效益，还得去辛苦劳顿地搞一个董事会寻求资助。也许有人会说，《当代》、《十月》、《小说月报》等不也是纯文学刊物吗？为什么就办得又兴旺又潇洒呢？道理很简单，因为它们的“婆家”是出版社，是面向市场的。它们不像作家协会主办的文学期刊，承担着那样沉重的“使命”；它们着力考虑的是，刊物能不能卖出去？作品有没有人读？两类刊物面貌相似，但却是两种属性、两路办刊宗旨，一类面向文学，一类面向市场，于是命运、前途也就迥然不同。
我所在的《山西文学》，同全国绝大多数文学期刊一样，虽然仰仗着国家的一份经费，但多年来却总是处在困境之中。我们常常议论着、筹划着怎样走向市场和读者，然而既定的办刊宗旨却使人举步维艰。你肩负着展示本省创作态势、推进本省文学发展和扶植文学的使命，这使命太沉重、太艰难了！小说、散文、诗歌、评论这四大块，哪一块你都不能偏废、割舍，哪一块的背后都有一个庞大的作家群，你只能把刊物弄成一道样样俱全、但又难见特色的“拼盘菜”。如果是面向市场的刊物，所有这些因素都可以不予考虑，但作家协会的刊物，你就必须瞻前顾后、“宏观调配”，因为一个刊物虽小，但关系着一个省的文学发展和作家队伍的建设，正是在刊物的这种调度、引导、扶植中，保障了文学的持续发展、各种体裁的平衡推进以及文学新人的代代相接。文学刊物所承担的，实际上是文学大厦建设中的“基础工程。”
细细想来，一个刊物对一个省或地区的文学创作的作用，竟是如此之大。扩而大之，中国灿烂辉煌的当代文学、新时期文学，正是中国数十家省级文学期刊共同缔造的。没有它们的辛苦经营，就不会有出版社刊物的兴旺潇洒。特别是在商品潮流汹涌的今天，粗劣庸俗的文化产品充斥着市场，纯文学期刊以它高洁的操守和执著的精神，固守、捍卫着民族心灵的“蓝天”和“绿地”，揭示、批判着现实生活中丑恶、腐朽的东西，把一批批优秀的作家和作品推向广大社会。我们不能设想，如果把纯文学期刊一古脑推向市场，让它自生自灭，各个省以及整个中国文学将会是一个什么样子？民族的精神世界又会是一种什么景观？
文学刊物要努力面向市场、走向读者，实现“两个效益”的统一，这并没有什么错。个别文学刊物的成功经验也证明了这一点，譬如海南省作家协会主办的文学双月刊《天涯》，就以其独特的个性和文化品格走向了市场。但我以为作家协会主办的文学期刊，它首先应该面向文学建设和作家的培养，全力以赴地去建造文学的“基础工程”，而不必太顾及发行量的多少，社会影响的大小。随着文学在整个社会生活中比重的减少，这样的刊物不宜太多，但却决不能没有。比如，一个省至少应该保留一、二个。而保留下来的这一、二个纯文学期刊，政府就应当像保护珍稀物种一样，加大投入，提供足够的经费，以保证刊物的良性运作。而从刊物的自身建设来说，要真正承担起自己的“文学使命”，强化编辑素质，提高刊物质量，在充分体现办刊宗旨的同时，要努力面向市场、走向读者。
